关于向黎

3 到 4 岁那两年，我寄养在二姨家。

二姨也生活贫困，要去沙场干活赚工分。她把我背去沙场，让我蹲在沙子堆里玩。等她下工牵我回家的时候，我撒娇不想走，让她背。

她累了，问我能不能自己走。我赖着说就背一会儿，一会儿就自己走。二姨于是就背起我回家了。

村里跟我同龄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我只有二姨。她们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我哭着跑回去问二姨：「我妈是谁？我妈在哪里？」

二姨说：「我就是你妈，给我叫妈妈。」

我曾经真的相信过。

那是童年里少有的温暖记忆。直到很多年后，它被另一个画面打碎。

5 岁那年，我在老家村里由奶奶抚养。

奶奶同时要带四五个伯母家的孩子，大孩子小孩子混在一起。

我每天单程步行两公里左右去附近镇上的小学读书。

有一段时间，校门口有个比我矮一截的小男孩，每天放学都来欺负我扇我耳光。

我害怕极了，一动不动，僵在那里任他打。不知打了多少轮，也许他累了便停下来了。

打完他放狠话：「不要跟家里人说，不然打得更狠。」

我真的没跟任何人说。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挨打，每天害怕上学。

直到有一天，他又在打我，被我堂姐发现了。堂姐过来帮我出气，回敬打了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男孩。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我一直害怕看到扇耳光的画面，有时影视剧上会演类似情节，我看到都会心跳加速，有躯体化症状。

我一直忘了为什么，直到某天突然想起这段经历，泪流满面。

那是生活教会我的第一个道理：挨欺负了就要想办法反抗，否则就会一直被欺负。

7 岁那年，父母委托回乡办事的工友顺路接我去他们在外省的务工地。

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爸来接我，我对他很陌生。

快到家的时候，透过玻璃能看到屋子里橘黄色的灯光。那是一个保安室。

推开门，我妈躺在床上。

我头回见到二妹——她刚出生没多久，很小很小，身体红红的。

我不敢碰她。

那天晚上我和我爸剥花生壳取花生米用来炒菜，我妈在床上，我们三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橘黄色灯光的映衬下，有一种类似温馨的氛围在流动。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是我的家，我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我还没有融入进去这个家。

9 岁，三弟出生了。

那是我妈第三次剖腹产，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

我妈坐月子的时候，我爸白天仍旧要上班，而我当时放寒假不上学，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照顾我妈的主力。

我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洗菜、切菜、做简单的饭菜。煮面条的次数最多。

洗衣服、洗碗、扫地、给弟弟冲奶粉、给妹妹喂饭——这些家务都差使到了我头上。

开学以后，大部分家务还是我在放学后承担。

有一次在学校，我的手指被桌子夹了，食指起了一个乌黑乌黑的水泡。没破皮，但鼓包了。

我在学校一直忍着没哭，等着回家，期待父母能注意到我的伤。

直到晚饭都吃完该洗碗了也没人发现。

我爸让我去洗碗，我终于有机会拿出我的手指，说我受伤了。

而他只是不耐烦地说了些什么，原话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那个不耐烦的神情，和最终的结论：不要因为这没破皮的小伤，就躲避洗碗的家务。

我把碗端到院子里去洗。一边洗，一边哭。一边委屈，一边心里恨透了所有人。

10 岁那年，我又回到老家县城，轮流寄养在几个姨妈家。

在五姨家住了半年。五姨喜欢勤快的孩子。我学会了主动做家务。

在大姨家住了半年。大姨喜欢不矫情的孩子。我养成了不挑食的习惯——做什么吃什么，不说不好吃不爱吃，能吃就多吃，不能就少吃。

在四姨家住了半年。四姨爹喜欢孩子给他按摩。我常常吃完晚饭后给他按摩肩颈、捶背。

我像一块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就变成什么形状。

大人们都夸我懂事。

他们不知道，那不是懂事，是求生。

一个没有固定养育者的孩子，不靠长辈宠爱，靠的是察言观色求生存。

11岁那年，我回了村里，跟奶奶住在一起。

同年，我妈带着二妹和三弟回来老家村里长住了，而我爸还在外省务工。

12岁那年春天，我妈种水稻，姨妈们都来家里帮忙。

傍晚时分，太阳落下去了，天还没黑透。

姨妈们在院子里坐下休息，我妈在厨房做饭，我在院子里来回穿梭帮忙。

二姨忽然叫住我。她面露疲态，语气激烈地问：「以后你长大了工作了，帮不帮家里？帮不帮你弟弟？」

我僵住了。

愣在原地看着二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凶地跟我说话。

我小声说：「我帮。」

二姨不满意，抬高音调：「说大声点，帮不帮？」

我憋红了脸大叫：「帮！」

后面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二姨又说了什么，我妈有没有出声，那顿饭吃的什么，全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这个画面，和孤立无援的感受。

我曾幻想过的来自二姨的母爱，在那个时刻崩塌了。

同年夏天，发生了另一起让我记忆深刻的创伤事件。

我妈要忙事情，让我带三弟出门玩。

我不愿意，犟嘴。

她作势要打我。我没有躲，站在原地，脸上放着一副不服管教的神情。

她可能本来只想装装样子，但这副态度刺激到她了——她认真了。

她让我跪在地上。

夏天，我不知穿的短裤还是裙子。膝盖皮肤直接贴在水泥地面上，很硬，硌得疼。

我照做了，脸上还是那副不服气的倔强。

她随手拿起一个衣架——铁丝的，外层包裹的橡胶已经脱落了不少，裸露的铁丝被氧化得锈迹斑斑。

她问：「你知不知道错了？」

我硬着脖子看着她，说：「我没错。」

她用衣架朝我背抽了几下。

薄衣服，一抽就是闷疼。皮肤上像针尾刺了一下，但力度更大、面积更广。

我忍住疼，不叫，不哭，就是硬着脖子看着她。

她又打了几下，嘴里念叨着：「你一点都不懂事，我这么忙你看不到吗？让你带弟弟出去玩怎么你了？为什么这么犟？你错没错？你服不服？」

「我不服。」

事实上，那时眼前这个女人对我而言很陌生。

我只是知道该叫她「妈妈」，但真实的情感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甚至在心里想过：这个妈妈还不如不回来，一回来就让我做家务、带弟弟、打我。

我尖叫着喊了句「你打，你打死我我也不服」之类的话，把她唬住了。

她放下衣架走了。

我还是跪着，没有起来。

二妹和三弟那时还小，只有几岁。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跑过来，问我疼不疼，想拉我起来。

我瞪着眼睛凶了他们，让他们走开，不要烦我。

现在回忆会觉得小孩子有治愈的地方。可当时的我，也还是个孩子。

以成年人的眼光回看，我妈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其实是带不过来的。

她需要有人分担家务、分担育儿。而我是那个看起来最像大人的小孩，她于是希望我来帮她分担。

可她忘了我那时也只是个需要妈妈疼爱的孩子。

衣架打人不是最疼的。

春天的细杨柳枝抽在皮肤上才是最疼的，一抽一条细长的红印，随便几下，皮肤上就没白皙的地方了。

男士皮带第二疼，棍子反而是最不疼的。

我什么打都挨过。因为我的不服管教。

13 岁那年，我又跟着妈妈去了我爸的务工地读初一。

在当地，外籍学生不能读高中参加高考——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成绩好，总是班级前三。往家里拿一个又一个荣誉证书。

初一读完的暑假，我跟着妈妈和弟妹回老家。

跟我表哥聊天，他说初二是个分水岭——初二把握不住，后面就跟不上了，考不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

我听进去了。

于是闹着要在老家读完，不愿意再去外地了。父母怎么劝也劝不动，我就是蹲在家里不走了。

他们拗不过我，把我放在姥姥家养着，托关系招进一所公立初中。寄宿制，一周回姥姥家一次。

在新学校我成绩依旧很好，班级前三。依旧往家里拿奖状。

后来一次闲聊中，我从妈妈嘴里得知真相：他们当初把我接到务工地读初中，是考虑如果我学习不行就辍学进厂打工。

没想到我争气，到哪儿学习都行。

我妈原话说的是：「该是你有这个命走读书的路。」

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心里的那个落寞情绪。

原来，我曾被考虑过当作弃子。

原来我有资格读书仅仅是因为成绩好。是不是我成绩有一点下滑，就会被随时剥夺读书的机会？

再推远一点——是不是我不听话、不懂事，父母就不愿意养我、不让我读书了？然后辍学打工，到了年纪赶紧嫁人去婆家讨生活？

原来是这样。穷人家的女孩，是被当作劳动力养大的。

15 岁那年，父母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发展。我结束了留守儿童的生活。

但与此同时，生活席卷而来的还有修房欠下的债、养猪亏掉的本，和永无止境的缺钱。

那几年，我听到父母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问谁借了钱、欠谁多少钱、要还谁的钱。

他们为钱争吵、打架，很多次。

我来不及思考跟父母的亲子关系，就被卷进了生存的漩涡。

那会儿我已经读寄宿制学校了，周末回家要帮着做家务，寒暑假要帮着做农活。

16 岁那年暑假，我妈得了肠炎躺在床上动弹不了。

我爸白天在外面给别人干活，二妹三弟还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堪用的劳动力了。

我骑着电驴去附近的工厂接潲水回来喂猪——潲水是食物残渣混合物，味道很难闻。每次弄完，我都要洗澡搓好几遍沐浴露。

洗菜、做饭、做家务，全都压在我身上。

17 岁那年，一场猪瘟席卷而来。

家里的猪都贱卖了。父母收手不再做生意。

我妈在家种地养鸡，我爸种田外加给别人干活，踏实还债养家。

成年后回忆起那几年，只有一种很辛苦、很疲惫的感觉。温馨轻松的片段很少。

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父母到底爱不爱我、是不是更爱弟弟。我依旧在忙着生存。

18 岁，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公立大学。独自一个人拎着行李箱上了火车。

脱离了老家县城那个环境，我接触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成长方式。我开始对比——也开始思考我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大学四年，也是我和父母观念冲突最剧烈的四年。

有过太多次争执。父母指责我，或者阴阳怪气。我崩溃、歇斯底里地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读到《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了我很多安慰。我记得作者说给她原生家庭的那句话：

「我爱你，但我仍要远离你。」

我开始降低跟家里联系的频率。

从最初每周六主动打电话，逐渐变成每个月打一次，再后来有事才打。

也不再试图分享自己的生活，只筛选一些不会引发争执的废话讲讲。

每次通话都很短暂，几分钟就结束了。

我曾经特别羡慕大学室友能跟父母打电话聊一个多小时。他们感情真好。

而我和父母之间，甚至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相互信赖的亲子关系。

21 岁那年，两件事让我和父母的心理距离被加剧拉远。

第一件：弟弟的 12 岁生日宴。

那年冬天放寒假我回了家。

我弟 12 周岁，我妈在家里摆了酒席，邀请亲戚们来为三弟庆生。

我妈差使我去县里买生日蛋糕。

我在寒风中骑电瓶车到了蛋糕店，从各式各样的精美蛋糕里挑了一个哆啦 A 梦主题的 8 寸款。

回到家我妈看了一眼尺寸，问我怎么买这么小，应该买大点。

我忘了自己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

那天很热闹。蛋糕上插着蜡烛，亲戚们齐声为弟弟唱生日快乐歌。

我心里很羡慕，也很委屈。但我开不了口。

我帮忙收拾家务、招待客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

父母从来没有为我买过生日蛋糕。也没有为二妹买过。

我们的生日，要么忘记了，要么做两个菜改善下伙食就算了。

只有弟弟有这种待遇。

我年少曾经羡慕同学们过生日有蛋糕，但没怪过父母——因为我觉得家里穷嘛，我可以不需要。

但弟弟的 12 岁生日宴打破了那个平衡。

原来不是穷不穷的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当回事的问题。

我的 18 岁生日他们都忘了。弟弟的 12 周岁却有隆重的宴席。

第二件：电梯厅的崩溃。

那年暑假，我在一线城市找了一份实习。学校离公司太远，得租房。

我通过各种平台找到了一个隔断房——二房东把一套房子隔成四户。

租的不是一户，仅仅是一个床位：上一任租客租下这户后买了张床想分租出去。

我跟她签了合同，合住同一户空间。押一付一，1500元 一个月。

实习刚过半个月，我就花光了全部积蓄。手上只剩大概两百块，离发薪还有半个月。快吃不起饭了。

我打电话给我爸，想借点生活费撑到发薪日。

具体的对话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听到我要钱后第一反应是：「你都在上班了，为什么还要钱？你之前手上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我强压着眼泪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一点生活费来扛到发薪日。

我只记得挂掉电话后，四处寻找可以放声大哭的地方。

但那是繁华地段的商务写字楼，楼下人来人往。

我冲进去写字楼大堂，想坐电梯上楼去卫生间哭。

等电梯的时候，绷不住了。在一楼电梯厅的角落里蹲下来，把头埋进双腿间，泣不成声。

有个人递了一张纸巾给我。

我泪眼模糊，看不清对方的样貌，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又担心同事看到。于是整理情绪，上楼回到工位，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别的大学同学暑假都在到处旅游，或者在家吹空调。

我自己搞定自己的工作，加班不提，晚上的尿急想上厕所都要排队等其他人用完卫生间。

而我的父母完全无法理解我的处境。

他们想当然觉得你上班了可以领工资了，可以不再问家里要钱了。

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押一付一？哪里知道六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窘迫？

这件事到今天依旧是我的创伤事件。写下这段话的同时，泪水仍在眼眶里打转。

24 岁那年，我攒了些积蓄，跟朋友合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大房子。不再住隔断房了。

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跟她分享租了新房子的事。

她突然很认真地提起买房。

她说：「我出 20 万，你再凑一点，付个首付。」

她说：「这样你也不用租房了，有个地方住。」

她说：「现在你弟还小，等你弟结婚的时候你也已经结婚了，你有婆家给你买的房子住。到时候这套房子给你弟住。」

我本能地感到不适，当时说不清楚为什么。

我问她：「那房贷谁还呢？」

她笑了：「你还啊。反正你现在租房子也要掏租金。」

我也笑了。

且不说她出 20 万加我的积蓄，在我工作的城市根本不够付首付——她缺少基本的市场认知，这事并不可行。

真正让我生理性和情绪性双重不适的，是她让我背房贷、给她儿子早早准备婚房这件事。

我匆忙挂了电话，大概说了什么「不想跟你共钱方面的事」之类的话，拒绝了。

之后自己怄气，气了很久。

我没有告诉我妈：我曾经下雨天骑小电驴通勤，路滑，摔倒在雨里，胳膊大面积擦伤。然后还是带伤打工、上班、出差、支付账单、养活自己。

当时弟弟还在上初中，她就开始为他打算房子了，算盘在我头上噼里啪啦地响。

怎么不问问我要不要换个通勤工具呢？怎么不提给我买车的事情呢？

算了。我在做什么白日梦。

这一次我没妥协。当年晚些时候，我就买了辆车。把攒的钱全花了。

26 岁那年，经济、工作、情感三重压力叠加，我得了抑郁症。

同时自我确诊患有 CPTSD 病症。

父母并不知道。我也当然不会说。说了又如何呢？得不到任何帮助。

最严重的半年里，我每晚睡前在想怎么去死，每天早上睡醒在想怎么还没死。

我曾经打开高层酒店的窗户，认真地看向地面，想象自己摔下去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陷在泥沼潭里——双脚不着地，双手奋力挣扎。

岸上空无一人，只有我自己。

但我活下来了。

我用带血的双手挣扎着爬上岸了。救了自己。

劫后余生，心里有些东西彻底变了。

我告诉自己：这一生我要为自己而活。我不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了。

凡伤害我的，我都要远离。凡对我有益的，我才会接近

因为我的婚礼，我和我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我希望旅婚——目的地婚礼，加上两边各办一场答谢宴。我能旅行，两边父母也能收礼，都有收益。

她坚持要传统酒店婚礼，热热闹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我眼里，那是一场成本高昂、对我没有任何正向收益的大型表演。在我妈眼里，那才是「正常」的婚礼。

视频电话里，无法达成共识，口角迅速升级：

我妈：「你不按照我的要求来，嫁妆钱我不给你了。我还会联合你公婆，让他们也不给你彩礼钱。」

我：「我不在乎你给的嫁妆这点小钱。公婆的彩礼我已经拿到手了，去年就打我卡里了。」

我妈：「你不按照我和你爸还有你公婆的心愿来安排这个婚礼，你和 xx 结婚了也不会幸福的。」

我怒了：「你爱咋地咋地吧，大不了老家我不回去了。」

我妈：「你不回拉倒，我还有一儿一女。」

我：「那你随便吧。」

挂断电话。嚎啕大哭。

我老公本来在厨房做饭，赶紧关了燃气灶出来。我在他怀里大哭不止。

那是我的亲妈，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从小到大，我是家里的长姐，家里又穷。

每次父母因为钱吵架，我都是那个情绪垃圾桶。安抚我妈的情绪，安抚我爸的情绪，劝他们和好。

他们吵完架，家里的气氛僵住了，没有人可以开心。

说我是我妈的半个老公都不为过。

她总是在我面前倾诉：她作为家庭主妇在家里如何没有话语权，如何受欺负不被重视，她的娘家人如何帮助了我们这个家、但我爸却不同等回馈等等。

我过去总是很同情我妈。觉得她可怜。

所以她每次语言上阴阳我，或者骂我白眼狼，我都气过之后要求自己和解。要求自己原谅她。

可这一次，我绷不住了。

挂断电话后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那次不愉快。

尤其是那句「我还有一儿一女」——像什么毒咒，刻进了我的脑回路。一次次想起，一次次痛苦，一次次内耗。

我的行为惯性要求我再次原谅她，让一切恢复如常。

可心底的愤怒和委屈不允许——不允许我背刺自己的感受。

于是我就痛苦。

上班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想。

直到我和老公出去旅游。

五天的行程，陌生的地方，新鲜的事物。我在美丽的风景里放松下来的同时，脑子里仍旧会闪回那句：「我还有一儿一女。」

我忘不掉。

既然忘不掉，那就永久删除吧。我对自己说。

在酒店的床上，我找到我和我妈的聊天框。最后看了一眼聊天背景——那张我给她拍的形象照。找到设置，点击拉黑联系人，确认拉黑。

心里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会再时不时接到指责我的语音消息了——到后期我都不敢点播放，都是语音转文字，快速扫描方言转成的文字，去揣测大概意思。

不会再被骂白眼狼了。

不会再被要求去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件事了。

不会再承接那种我承受不了的负能量了。

也不需要再一次次陷入内耗了。

事后回头去看，更像是我的身体先于内心做出了自救的判断。

内耗的那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多次陷入情绪闪回。闪回到冲突的当下，然后关联闪回到幼时那些痛苦的情境。

我无数次觉得活着真的很没意思。我宁愿自己从未出生。我希望一场意外结束我的生命。

我无法解决心里的痛苦。

我只能拉黑我妈，跟她断联。

亲戚来劝，我不为所动。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

我需要首先确保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再谈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弟高考志愿填报的事，成了压垮我心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从小学就调皮捣蛋。

公立学校把他退学了，我爸送他进了私立学校接着读，一年学费一万多。

初中没考上公立，他嫌乡镇初中环境差不愿意读，我爸又把他送回私立初中。

高中，县里没有私立高中了，他以垫底的成绩进了县里最差的公立高中。

高二他闹着要学艺术，交学费去培训班学一年走艺术类本科。

问我意见，我不同意。但父母最后还是抵不住他在家里哭闹，送去了。

高考成绩公布，他属于艺术分刚过线，文化课也刚过线一点。

所有匹配的公立院校全填报了，全部滑档。

只录了一所不入流的私立院校。四年下来光学费就要十几万——这对我的原生家庭是笔很大的开销。

我不同意。

这个家里只有我了解就业市场——现在 C9 的冷门专业都不好就业，更别提他一个野鸡大学的艺术专业了。

去读就是花钱进去玩四年。毕业即失业是大概率。

我建议他走服务业，既然不是读书的料，就学门手艺。城市不缺白领，缺蓝领。

或者真想读大学，就复读一年，踏实学文化课，发狠考上公立本科再读。

可我弟听不进去。

一个 19 岁的成年男性，跟 3 岁小孩要糖吃一样——就在家里哭闹。去读，就要去读。

父母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不同意，渐渐软了，同意了。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凡是他想要的，一开始家里不给，他就闹。闹几天，家里就答应了。

他就是这么被惯出来的。

我和妹妹为什么不蠢？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闹也没用。闹不出结果。

我试图劝我爸。

我把能说的话都说尽了：「不要继续惯，否则家里的钱全砸进去，他毕业后凡事还要花钱，到那时你和我妈也拿不出来，那才有的熬的。」

没用。因为我爸很爱他，真的很爱这个宝贝儿子。

我本来以为，我爸以前对我的刻薄和斤斤计较，是因为他就是个凡事从钱看的人。

可今天不是的。从钱看，只对我和妹妹生效。对弟弟就失灵了。

我彻底死心了，或者说，我完成了精神弑父。

我感到巨大的被拖拽感和无力感。扶不起的阿斗。填不满的无底洞。

我回忆起前 28 年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

又想到弟弟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曾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我有你帮我找工作」，狡黠地看着我。

我崩溃了。

心底那根关于亲情的弦，断了。

于是，我拉黑了家里的微信，退出了群聊。断亲了。

现在家里只有二妹能联系到我。我和妹妹处境一样，我会尽我所能帮她。

而我弟弟——我不会为他的任何事花一分钱，也绝不给父母吸我的血补贴他的任何机会。

我给父母买了商业医疗保险，盘算着等父母 60 岁，弟弟工作了能赚钱了，三个孩子再一起商量养老的事。

我只会出我责任范围内的那部分。至于责任怎么划分到时候再说——实在不行上法院。

我需要先爱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拒绝被持续消耗。

我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边工作边读书，正在努力重建生活秩序，向上走。

脱离原生家庭对我的直接影响，我用了 28 年，最终以激烈的方式做了最决绝的断亲选择。

但摆脱原生家庭对我的间接影响，还不知要用多少年。

幸运的是，我正走在变好的路上。

未完待续......